北、南两宋在不少问题上均不可统而言之。知名宋史专家徐规生前指出：“南宋和北宋具有重大的区别和不同。”①已故旅美学者刘子健认为：“一般讲宋史，动辄称两宋，容易误以为南宋延续北宋，并无多大差异，不需要重视。其实不然。”②在他看来，举凡背海立国、包容政治等等都是南宋有别于北宋的重要特点。愚意以为，两宋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：北宋大多数时段处于和平环境，而南宋则长期处于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。要弄清并理解南宋历史的若干(不是一切)实情、南宋社会的诸多(不是所有)方面，只怕都离不开政权南北对峙、处于战时状态这一南宋历史的大局。此说或许早为人所熟知，但在探究具体问题时往往又有意无意地被淡忘。有鉴于此，本文拟略加述说。论题涉及面较广，只能大题小做，不免挂一漏万，敬请批评指正。
?一、引言：“国之大事，和战而已”
两宋历史经历了从“百年无事”到“天下多事”的前后演变。毋庸讳言，北宋战事不少。但宋太祖为巩固政权、拓展疆土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不是被动挨打，而是主动出击，战事进行得相当顺利。用宋人的话来说，即是：“所向皆捷，二十年中，边塞肃清。”③到开宝末年特别是景德初年以后，从全国范围来说，战争状态基本结束。难怪宋人多有北宋“百年无事”之说，说得最多、最夸张的当推北宋名儒自号“安乐先生”的邵雍。他一再声称：“一百年来号太平”，“天下太平无一事”④，不厌其烦地强调：“身经两世太平日，眼见四朝全盛时”，“生来只惯见丰稔，老去未尝经乱离”，“生于太平世，长于太平世，老于太平世，死于太平世。”⑤在他的《伊川击壤集》中，诸如此类的言辞比比皆是。南宋人度正回顾北宋历史，讲得同样十分夸张：“承平百年，天下无事，四方无狗吠之警，中国有安靖之福。”⑥读读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等史籍，不难发现在南宋人的话语中，“承平时”几乎成为北宋时期的代名词。尽人皆知，北宋绝非“太平无事”。边境几乎始终存在辽朝的威胁、西夏的困扰，内地人祸天灾、官逼民反的事件层出不穷。但就整体而言，北宋大体处于和平环境，虽然和平多半是用“岁币”换来的。宣和、靖康之际，北宋这座貌似金碧辉煌的大厦一触即溃，其根本原因固然是统治腐朽、社会溃烂，但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谓“大意失荆州”，最高统治集团忘记了“居安思危”的古训。南宋人楼钥说：“靖康艰难，事出仓猝，承平百年，衣冠如云，习于久安，不知所为。”
与北宋不同，南宋重建于危急之中，一建立就不得不艰难地应对残酷的战争。正如当时人所说：“军兴以来，天下多事。”⑧南宋在东南站稳脚跟以后，宋金双方的力量对比渐渐趋于势均力敌，谁也很难攻灭谁。虽然如此，金方一旦主攻派得势，便举兵南下江浙，如兀术南下、完颜亮南下。宋方一旦主战派当政，就挥师北伐中原，如岳飞北伐、张浚北伐、开禧北伐、端平入洛。宋金战争尽管打打停停，停战时间远远长于开战时间，然而即使在停战期间，南宋也处于备战、迎战状态。绍兴和议将达成，韩世忠大致是出于对和议的不满，“欲献一骏马”，宋高宗“令留以备用”。韩世忠反问道：“今和议已定，岂复有战陈事？”连极力主和的宋高宗也如此回答：“不然。敌虽讲和，战守之备，何可稍弛。”诸将当“乘此闲暇，广武备以戒不虞，足以待强敌矣。和议岂足深恃乎！”⑨某些士大夫更是认为：“战守者实事，和议者虚名，不可恃虚名害实事。”⑩难怪隆兴和议达成后，宰相兼枢密使周必大仍言：“今北方情伪罔测，正陛下经武整军之时。”(11)嘉定和议达成后，国子监祭酒袁燮还说：“边境未宁，干戈未息，正国家多事之秋。”(12)
与从和平环境到战时状态的时局变换相适应，两宋的时代主题明显不同。如果说北宋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，那么南宋则是救亡图存。下面两点即是其证。
一是对战争的态度不同。正因为北宋大体处于和平环境，士大夫一再旧调重弹：“兵者凶器，战者危事。”熙宁元年()，元老重臣富弼建议宋神宗：“二十年口不言兵。”此言分明片面性极大，但在当时却赢得广泛认同：“仁人之言，其利博哉！”(13)而南宋长期处于战时状态，韩世忠晚年“口不言兵”是对当政者软弱退让，屈膝求和的无声抗议。他发出了“自古英雄都是梦”(14)等悲愤之语。宋孝宗时，户部侍郎钱端礼迎合宰相汤思退，一再声称“兵者凶器”(15)则遭到讥评。可见南宋是个绝不可“口不言兵”的时代。
二是